在此后的几天内，梅思平、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继续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了多次谈判。

后续的谈判，土肥原贤二和平冈龙一均未到场，冯晨自然也没理由参加。

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日华协议记录》，也叫“重光堂协议”，协议内容为：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可以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或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由于《日华协议记录》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签字，所以《日华协议记录》包括的三个文件统称《重光堂协议》。

而这次会谈，又称“重光堂会谈”。

细看《日华协议记录》，可以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不过是重复了日本首相广田弘毅的“和平条件“而已。

高宗武和梅思平在“重光堂会谈”中，同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所达成的另外一项秘密协议记录，是有关汪精卫出逃的。

这项协议中，详细计划了，汪精卫宣布下野，脱离蒋介石，然后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国民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

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

计划中包括，汪精卫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发表声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首相声明响应等等。

会谈结束后，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在日本人的秘密护送下，带回重庆向汪精卫交差。

高宗武和梅四平离开上海的当天，冯晨通过平冈龙一那里，知道了协议中汪精卫出逃的计划，他立即赶回幸福弄堂23号，给安志达做了汇报。

“志达同志，汪精卫确实准备出逃，怎么办？”冯晨问。

“我们只能把汪精卫出逃计划的大致内容，先电告延安，你同时要把这个计划也电告重庆军统局总部。”安志达回答说。

“协议内容我没看到，这个是绝密，我们只能把知道的情况，如实给上级汇报。”冯晨知道的内容，也只是平冈龙一的口述。

“我考虑着，协议的内容，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带在身上，你把电报发给军统局总部以后，戴笠一定会想办法，在重庆截获这份协议。”安志达分析说。

“不一定，现在蒋介石在湖南长沙部署阻击日军，不在重庆，汪精卫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只要他没公开发表声明投敌，戴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汪精卫作对呀！”

冯晨很清楚，在汪精卫周围，有一大批手握实权的人物，这些人只要蒋介石不在，一般人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吧，戴笠如何应对，那是戴笠的事情。”安志达觉得冯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嗯，现在只能这样办了。”冯晨点了点头。

“大东亚文化研究所什么时间正式挂牌？”安志达问道。

“就这两天，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具体时间平冈龙一还没定。”冯晨回答说。

“平冈龙一是不是在等着汪精卫发表声明，或者说，平冈龙一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内，再对外宣布？”安志达很善于联想。

“这种可能性很大，平冈龙一有个打算，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后，首先第一项工作就是铲除租界内的反日、排日报刊杂志。”冯晨说道。

“你要借此机会，取得平冈龙一的进一步信任，这份名单你先拿着，这几家杂志社，最近我先让他们连篇累牍地揭露日军暴行，在你行动前，我通知人员撤退，你去捣毁设备。”安志达从身上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了冯晨。

“志达同志，我看还是算了吧，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地下组织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个小数目。”冯晨看了看名单说。

“为了你能够深度伪装下去，这点损失值得，再说了，事后，你也可以想办法，帮组织上再弄一些设备补回来。”

“那好吧，我准备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来次大的行动，把租界内的军统和中统所办的报刊杂志，包括咱们这三家地下杂志社，全部捣毁。”

“你不提前给王天木透个气？”安志达有点担忧。

“不必要，行动前，我直接给重庆的戴笠汇报，把名单同时发给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态，我全部查抄。”冯晨回答说。

冯晨觉得，要是给王天木透气，恐怕行动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

一个星期后，梅思平终于秘密回到了重庆。

戴笠接到冯晨的电报后，在重庆的大小车站、码头，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员，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的行踪。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没回重庆，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过了戴笠的人，见到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梅思平带回来的协议后，紧急召集低调俱乐部里的一伙骨干们，在一起认真讨论研究起来。

陈公博仔细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说：“汪先生，这份协议书是哪儿来的？蒋委员长他知道吗？”

“委员长暂时不知。”周佛海替汪精卫回答说。

“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汪精卫接过周佛海的话说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

“公博，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离开重庆，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

“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

“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

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过，最后他表态说：“汪先生走到哪里，公博会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就这样，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

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汪精卫夫妇，托词，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