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后，李涛陪着李建在食堂旁边的小市里买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然后把他送回了宾馆。

在宾馆免费提供的电脑上，李涛教李建学会了如何简单快的了解图瓦卢特区的动态消息。

而在这些消息中，最让李建感到有兴趣的就是特区的任务布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近期所有的工作任务都分门别类地罗列了出来。

固定工作岗位和临时性工作任务分成了两大栏目。

两大栏目下面又按照工作内容分成了若干子栏目，子栏目后面简单地注明了该类工作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技能。

比如石匠、木匠、电工等，以便大家根据自己的个人技能快地选择到合适的工作任务。

每一个工作岗位和临时性工作任务都指定了时间、地点、工作内容和要求，以及工作完成后可以得到的报酬。

在页面上还可以同时勾选几个子栏目，然后形成另外一个任务表格。

在任务表格中，可以方便地按照任务完成时间、地点、工程量等项目进行排序或者分类汇总。

在体验到这个平台便捷性的同时，这些工作任务又让李建感到诧异。

因为李建现，希望之城建筑工地上的很多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工作任务，而且有一大半都没有规定具体的工作时间。

李涛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目前图瓦卢特区高素质的建筑工人较少，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建筑团队。

而本地人的工作能力较差，沟通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只能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因此，除了几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之外，大多数都是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岗位。

曙光集团的管理能力很前，但再强的管理能力也需要人去落实。

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了影响希望之城建设进度的主要因素。

大量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迫使曙光集团做出了特殊的选择。

把大量工作进行分解，尽量转化为一些更加简单的任务，以便在短期内形成某一工作内容的专业劳动力队伍。

比如说扎钢筋的工作任务，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再加上配备了先进的工具，就可以迅地提高工作效率。

任何复杂的工作在按照工序进行分解后，实际上就是一些简单工作的有序组合。

而一个人同时从事多道工序，明显没有只从事一道工序的时候工作效率高。

只要事先安排好当天的工作内容，就可以最大效能地保证工程的进度。

反正到处都缺人，只要有人在做事，把主要工程推进下去，就影响不了工程的整体进度。

李建从李涛的介绍中现了极大的工作机会，先前觉得那固定工作岗位五千软妹币的月薪，如果能够做到工资日结就不错了。

没想到这里最挣钱的应该是那些临时性的工作任务，只要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就可以收到报酬，甚至连保证金都不会扣。

而李涛对此的解释是，在任务平台的管理下，每一处工程是由哪些人参与修建的，平台上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今后一旦现人为因素造成的质量问题，就会直接向责任人追责。

工程返工、维修的费用全部由责任人承担。

但李建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存在问题的工程太大，承建人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承担其返工和维修费用的话，又该怎么办？”

李建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以前在工地上经常遇到的事。

在他的工程队组建之初，由于队员之间的技术和能力互相并不是很了解，结果经常出一些问题。

这些质量问题包方是不可能直接去找责任人解决的，最终都会通过层层承建人处理。

为此，李建也赔了不少的返工费和材料费。

不过，对于那些造成这些工程返工的队员，李建在结清工资后，有什么事情就不会再联系他们了。

对于这些没有质量和责任意识的人来说，他们做得越多，给自己造成的困扰可能更多，还不如不要他们做。

经过多年的了解，现在还能够跟在他身边的弟兄伙们，不论是技术、能力还是责任心，都已经是完全信得过的了。

但这是用上千个日日夜夜一起工作熬过来的，其中有多少的艰辛和付出，是别人根本想像不到的。

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没想到李涛想都没怎么想，随口答道：“每个人的工作完成之后，还会有专门从事质量检查的人员确认之后，你的工作才能得到认可。

而且，后一道工序的人在现前一道工序存在质量问题的时候，也会通过平台反馈。

对于这些反馈的信息，会由另一组的检查人员进行复核。

如果确定是前一道工序的问题，责任人和任务检查确认的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工序来说，至少是有三重质量监督：承建者、任务完成质量检查者和下一道工序的承建者。

除此之外，严格的质量倒查机制，是工程质量的又一重保障。

如果前面三重监督机制都没有守住底线，工程最终出现了质量问题。

只要经过调查确认了是承建者的责任，三重监督机制的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连带责任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由三个环节的责任人共同负责问题工程的返工，返工费用由他们共同承担。

第二种是重新针对问题工程布工作任务，由其他人来完成问题工程的返工，所有费用直接从三个环节的责任人个人账户中扣。

由于工作任务分配的零散性，三个环节的负责人从事同样工序的情况几乎不可能。

所以，即使出了问题，最多也就是影响到一两天的工程量。

这一两天的工程量，是在这些责任人的赔偿能力之内的。

而每一次的工程质量问题，其处理结果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看到，成为其他劳动者的反面教材。

由于工作岗位的不确定性，就更不可能出现国内那种把监督职责变成权力的情况。

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工程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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