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良喝了一口茶说：“我们的人口计划应该是计划未来。

一个人从出生到开始创造社会价值，需要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前二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规划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完全是因为现在的人口政策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走上那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老路。

五亿的总人口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上限，但是，至少我们华夏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的。

所以，我们不妨先制定一个二十年后的人口目标。

，我们先把五千万人口做为我们未来二十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并围绕这个数量来进行人口规化。

根据那个最佳年龄结构图中各个年龄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如果把死亡曲线设定为从六十岁开始的话，在六十岁之前，每年的最佳出生人口数量为七十万人，上下不过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华夏国能够在二十年之内，把六十岁以前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控制在七十万左右。

那么，在二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五千万的人口规模，而且，所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接近或达到，我们先前所说的那个最佳的人口结构模型所表现的状态。

对于现有的人口来说，只要新加入的人口，按照年龄段统计出来的数量没有过七十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大这些年龄段的人口融入数量。

如果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相应的措施，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加入华夏国的门槛，以防止在这个年龄段产生人口高峰。

而对于每年的新生人口来说，只要新生人口没有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刺激生育，并且在出生人口接近这个标准的时候逐步取消刺激措施，以确保该年龄段的人口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

魏民生听了吴光良的解释，说：“根据最佳年龄结构来制定人口政策，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只不过，有些措施听起来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可能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障碍。

说控制生育这个政策，你要如何来保证每对夫妻拥有平等的生育权？

如果保证不了每对夫妻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必然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平的社会生态，从而诱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你至少要拿出一个行之有效，并且公平公正的控制生育的办法，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探讨。”

吴光良说：“我认为应该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个政策融合一下，并加入刺激生育的政策，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

如果经过医学检查，现某人有严重的遗传疾病，有极大的几率生育出存在缺陷的婴儿。

我们就应该控制他们的生育行为，因为，如果他们生育的都是身体有缺陷的婴儿，对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对婴儿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这样的生育政策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

经过这几年医疗技术的大力展，国资部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孕期检查的意义，减少了很多育不正常的婴儿降生的数量，优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国资部的人对于吴光良提出的这第一个政策，都表示了认同。

看到大家都没有反对，吴光良继续说：“我们无法控制育龄妇女的数量，但是，我们可以有序地引导这些育龄妇女的生育时间。

说，我们的医疗系统登记的孕妇人数是清楚的，她们的预产期也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对未来几个月的生育形势进行干预。

如果在某一年度孕妇的数量已经接近了七十万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台政策，要求在这个时期内有生育计划的夫妻延迟生育计划。”

“如何让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延迟生育计划？

罚款？没收财物？还是让他失去工作？“

“经济的制裁并不是万能的，行政的手段也会产生很严重的后遗症。

何况，我们华夏国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引导机制已经覆盖到了所有成员的诚信值。”

小宝说：“这诚信值对应的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中的诚信行为，与你所说的这个有点不沾边吧？

如果在这个诚信值之中引入太多的政策因素，我觉得有可能弱化诚信值对个人的评价公平。

因为，如果这个诚信值会因为政策的因素而受到影响的话，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这个人的日常行为。

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遇到政策因素而影响到自己的诚信值，从而影响别人对自己真实行为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合适。”

“难道你们忘了，还有一个可以影响到个人诚信值的因素社会贡献点。

育龄妇女按照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管理作贡献，所以，适当地奖励一定的社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界定，哪些人是响应了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

说，我明知道今年的怀孕人数已经达到了上限，然后不管有没有生育计划的都说他们已经做好了生育的打算，难道说我们要给所有的育龄妇女都奖励贡献点？”

“就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哪些是真正的生育计划，这样会明显地影响到政策的公平性。”

“这样的做法如果并不违规的话，会严重损害到我们华夏国的诚信评价体系，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引导大家的诚信行为，反而会成为一种反面的引导，我也认为不妥。”

“……”

国资部的人纷纷对吴光良的办法提出质疑。

魏民生也注视着吴光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办法，来证明他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nb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