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

这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也曾让无数人泪流满面，感慨嘘唏。但是，如果问起这个故事生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

不错，这个故事生在湖北孝天。

孝天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董永“行孝感天动地”而得名。相传东汉时期，少年董永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从山东博兴迁居湖北孝天。后其父亡故，董永为换取丧葬费用，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此举感动了天帝的千金小姐七仙女，她下凡到人间与董永结为夫妻，男耕女织，共同偿还债务，还生育了女儿。这就是《天仙配》故事的原始素材。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从“孝天麻糖”“孝天米酒”这两样名小吃中知道孝天这么一个地方的。

那么，孝天究竟在什么地方？孝天城又是怎样一座城市呢？

摊开中国地图，我们会现孝天地区位于长江以北、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上，距离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很近，基本上与武汉市融为一体，连成一片。

夏商时代，这里为古荆州之地，周代诸侯国割据时，曾有轸国、郧国建都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孝天一直为地市级建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孝天城同属地区行政公署和县政府所在地。

湖北孝天是中国的孝文化之乡。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除董永卖身葬父以外，还有“黄香扇枕温衾”和“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也生在孝天。我国清朝县志记载的孝天孝子，有近五百名之多。

这么一个孝子辈出的地方，怎么会冒出一个不肖子孙王厚义！

坐在从白沙铺开往孝天城的长途汽车上，白素珍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她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突然记起王厚义并非出生在孝天，而是为了霸占她养母的房产，从潜江跑到王李村来的。

走出孝天汽车站，白素珍准备前往北正街的孝天市人民法院。

那地方她很熟悉，为了离婚，为了争夺儿子王加林的监护权，她到那家法院去过好多次。

正月初八，是春节假期过后上班的第一天。

街上行人不是很多，但节日的气氛依然很浓。不少店铺还是关门闭户，已经开门的多半是卖副食、卖水果、卖烟花鞭炮的。商家们把货物从店铺里面搬出来，整齐地堆放在大门口，招徕那些过往拜年的人们前来购买。卖气球和塑料玩具的小贩，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造型各异的塑料玩具充满氢气，用绳子系在自行车或者三轮车的笼头上，让它们在空中迎风飘扬，吸引小娃娃们的眼球，挑拨小家伙们吵着闹着要大人购买。还有一些打汽枪的、打台球的、扔铁环套奖品的、转圆盘赢糖人的，这些带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小游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或者围观。

白素珍提着一个帆布大提包，走到最热闹的北街口天桥处时，突然又放慢脚步，似乎改变了主意，不打算一个人去法院了。

她想先去找小学时的同学汤正源，让汤正源陪着她一起去法院。

汤正源是律师，肯定与法院的人比较熟悉，有他陪着，效果兴许更好一些。

这样想着，白素珍就到路边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盒麻糖和一包鸡蛋糕。按照汤正源在信中告诉过的住址，一路走，一路询问，寻找孝天市司法局宿舍大院。

汤正源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对！他就是王加林和方红梅读师范时的班主任。不过，他的职业已经从教师变成了律师。

送走王加林、方红梅那届毕业生，汤正源就报名参加了司法部举行的律师招聘考试，并最终被录取。就这样，他从教育系统调到了司法系统，从花园镇五里棚走进了孝天城。

汤正源最初在孝天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一年后提拔为法律顾问处主任。他爱人也从孝天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调到了孝天市第一小学。

一家三口定居孝天城，过上了城里人舒适而又安逸的生活。

步行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在新城区长征二路临街的一栋办公大楼上，白素珍看到了孝天市司法局的招牌。

司法局宿舍就在办公大楼的后面，办公区与住宿区融为一体。没费多大的劲，她就敲开了汤正源的家门。

汤正源的父亲、老婆和女儿在家，他本人却去单位上班了。

“第一天上班，也就是去点个卯，互相拜个年，不会死守到十二点钟的。”汤正源的老婆非常有把握地说，又热情地招呼白素珍，“您请坐，先喝点儿水，吃点瓜子水果。正源说不定马上就回了。”

白素珍也不客气，在沙上坐下，逗汤正源的女儿，与汤正源的父亲拉家常。她恭维老人家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能跟着儿子进城，住在这么宽敞漂亮的房子里享福。

老人家就呵呵地笑着，说是祖坟热，菩萨保佑。

话拉得正热闹，汤正源果然回了。

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精神矍铄的中年男人，穿着黑色雪花呢大衣，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见到白素珍，他马上露出满脸的笑容。

相互问候，拜年恭贺，寒暄了一阵之后，话题很快进入告状打官司——白素珍孝天之行的主要目的。

白素珍把写好的起诉书交给汤正源，请汤大律师提宝贵意见。

她并没有请律师代理的意思，而是准备自己去打这场官司。她觉得王厚义的罪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简单明了，官司肯定会赢，所以不愿意冤枉花律师费。

汤正源接过起诉书，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篇。沉默片刻，本想说点什么，但后来又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他笑着恭维起诉状写得不错，事情陈述得比较清楚，可以去法院试试。

“先吃饭吧！吃完饭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去市法院。”汤正源提议说。他上班的市法律顾问处在书院街，距市法院只有几百米，与白素珍正好顺路。

午饭后，汤正源骑着自行车，把白素珍带到了市法院的大门口。

下车后，他把法院院长和民事审判庭庭长的姓名写在一张白纸上，交给白素珍，叫她自己进去找人。

白素珍本以为汤正源会陪她一起进去的，但汤正源说他出面不是很好，又说顾问处里还有事等着他处理，扯借口不愿意去。

白素珍也不好勉强，就此与他告别，目送他骑着自行车走了。

白素珍走南闯北十几年，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她瞄了一眼法院门前那两只张牙舞爪的石狮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稍微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提着帆布提包，赴汤蹈火般走进了法院。

走过一楼大厅，正当她准备上二楼的时候，从传达室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喂喂喂”地叫住了她，问她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情。

白素珍如实相告，说自己是找法院院长告状的。

那男人让她先来登个记，又说院长下午外出有事，不在家。

白素珍就改口说她找民事审判庭的苏庭长。

不凑巧的是，那男人说他就是苏庭长，今天在传达室值班。

白素珍喜出望外，马上放下提包，腾出右手，主动向苏庭长伸了过去。

苏庭长与她热情地握手，又倒了一杯热开水递给她。

双方坐定之后，白素珍就开始讲述她的悲惨遭遇。讲到动情处，还鼻子一把泪一把的。

不过，苏庭长自始至终都比较平静，或许是因为他见过的人间悲喜剧太多，见怪不怪了吧！

“你是想告王厚义什么？”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讲了好半天，苏庭长打断她的话问。

“我告他强奸罪、重婚罪、侵占房屋罪、虐待老人致死罪、间接故意杀人罪！”白素珍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个罪名。这都是她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接触过的名词。

听到这里，苏庭长就知道白素珍是一个对法律似懂非懂的人。

常言道：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就冇得整。象白素珍这样的“半瓢水”是最难应付的，糊弄肯定不行，解释又得费很多口舌。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这样一个难缠的妇人，苏庭长心里暗自叫苦。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开始耐心地解释。

强奸罪法院不会受理——就算王厚义1962年真的强奸了她，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早过了诉讼时效。

重婚罪必须由受害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自诉。王厚义重婚，受害人是胡月娥的丈夫，只有胡月娥的丈夫或其监护人，才有权利起诉。白素珍无权控告。

间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王厚义现老人服农药后，已经将其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至于没有住院观察，那是因为农村生活困难，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进行治疗，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

“怎么能用生活困难拿不出钱来推脱他的罪责呢？”白素珍不同意苏庭长的观点，插话予以反驳，“王厚义拿不出钱，可以电报告诉我，让我从河北带钱回。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在老人有可能救活的情况下，把她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悲惨地死去。”

听见白素珍如此强词夺理地钻空子，苏庭长明显有些不高兴。

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知：“你只能告王厚义侵占房产和虐待老人。侵占房产属于民事范畴，虐待老人属于刑事范畴，民事刑事不能搅在一起，起诉书要分开写，而且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就这样吧，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别人下了逐客令，白素珍不好意思继续呆下去。

她把苏庭长退回的起诉书装进提包，站起身后，还是大度地伸出手，与苏庭长握了握，算是告辞，然后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市法院。

北正街热闹非凡。已经开门营业的商家都把音箱摆在大门口，播放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音开到最大，震耳欲聋。不时还夹杂着商家声嘶力竭的吆喝，吵得人心烦意乱。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白素珍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出师就这么不利。

她是正月初三到达白沙铺的。

白大货夫妻俩对于白素珍的突然出现，倍感震惊，紧张得不到了，生怕大姐在春节期间找他们的茬儿。

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九岁，女儿七岁，都在大货任教的白沙铺小学上学。大货的老婆桂英没有种田，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公社印刷厂上班。

“鬼屋”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红砖瓦房，屋后面还有个独门小院。白大货一家人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通过多方打听和寻找，他们还与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三弟三货和小妹素华取得了联系。兄妹四家人保持着亲戚往来。

这些喜讯，他们已经写信告诉过白素珍。但白素珍似乎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激动，只是回信说，如果有机会回湖北，兄弟姐妹们可以见见面。

大姐春节期间突然从河北回来，是不是冲着兄弟姐妹们团聚而来的呢？白大货夫妇这样揣测着。

由于事先没有收到白素珍的来信，他们也不敢肯定。心里没底，加上他们见识过大姐吵闹起来就不管不顾的火爆子脾气，非常惧怕她拿往日的矛盾纠纷来挑事，两人担心得要死。

为息事宁人，他们只得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来欢迎大姐，用近似于谄媚的态度讨好白素珍，在白素珍面前表现得俯帖耳、低三下四。

一日三餐，他们总是把饭菜做好，送到白素珍的手里。晚上睡觉时，桂英总是为白素珍灌好热水袋；早晨一起床，又为白素珍倒痰盂、叠被子。素珍的衣服还没有穿脏，就被桂英强行拿走，洗得干干净净。听说马颖寄居在武汉冯婷婷家里，白大货马上提出，去武汉把外甥女接到白沙铺。

正月初六，白素珍终于在白沙铺见到了自己的小女儿。

马颖扑进妈妈的怀抱时，委屈得哇哇大哭。几个大人哄她都没有用。最后，是表哥伟伟表姐丽丽拿着鞭炮、气球和纸风车引诱她，拉她出去玩，她才止住了抽泣。

这一天，白素珍还见到了二货、三货、素华和素华的老公。

他们是得到白大货的通知，约好同一天来白沙铺拜年，与大姐见面的。

失散多年、七零八落的五个兄弟姐妹终于团聚在一起，每个人都百感交集、感慨万端。二货、三货和素华已经改作他姓，不再姓白，但毕竟一奶同胞，血浓于水。他们各自述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家庭，泪水不时涌出眼眶。桂英从房间里拿出一卷卫生纸，挨个递给他们使用。

说话间，他们难免会提出撞火车惨死的父亲和下落不明的母亲。二货提议，各家各户出点钱，到电视上去做个“寻人启事”，找找他们的母亲。

白素珍却明确表示反对。

她认为，这种抛夫弃子、狼心狗肺的女人，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母亲。就算找到了，她也不会叫她一声妈，说不定还要掴她几耳光。

“这种人死了最好，找她干嘛？”白素珍义愤填膺，“要找你们去找。我是不会找她的，也不愿意见到她！”

看大姐是这种态度，大家也不好继续讨论这件事情。

白素珍于是把话题转到了王李村，转到了她养母的死和养母的遗产上。

她说，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她以拜年的名义，走访了王李村的好多父老乡亲，掌握了一些王厚义虐待她养母的证据。

自王厚义的“姘头”胡月娥进门之后，她养母就失去了对养鸡收入的掌控权，一年上头手里难得有一分钱，也难得吃上一点儿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就连吃面条，王厚义和胡月娥总是在自己碗里加猪油，她养母则吃水煮盐拌的无味面。她养母经常因为肚子饿，找村里人诉苦，别人就点头表示同情，摇头制止老人家继续说下去，怕被王厚义听到了挨骂。皮匠三婆同情她养母，用糖开水泡了一碗爆米花给她吃。她养母感激不尽，说：“多谢你作福，我还是自己能炒炒米的时候吃过的。”

长期的苛刻生活，使得她养母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不到五十斤。腿总是软，风一吹，就歪歪倒倒的。已入风烛残年，还要做这做那，照料两个“非婚生”小孩。她养母跪在水塘边的石台阶上洗衣服，好几次掉进池塘里。小孩没带好要挨骂，米没淘干净，饭里面有砂子，还要挨打……是忍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养母才喝了农药。而王厚义知道后，为遮人耳目，用板车往双峰卫生院拖，但在完全能够救活的情况下，又找借口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养母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

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虐待老人致死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

……

白素珍讲了好半天，直到白大货把菜端上桌，提着酒瓶子招呼大家入席就坐才停下来。她早已是舌干口燥，喉咙冒烟，但听的人似乎并不那么认真。

二货一个劲地吸着烟，吞云吐雾。三货抬起右脚，不停地摆动，似乎是在画圈儿，也象在“划船”。素华和她丈夫露出满脸的不耐烦，还时不时白大姐一眼。

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正如人们不愿意听祥林嫂讲她的阿毛一样。

酒席上一团和气。大家尽量用趣闻轶事甚至是一些黄段子逗白素珍笑，以免她又去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白素珍好几次欲转入她想说的话题，但都没有找到机会，或者被弟妹们的玩笑打断了。

下席后，二货三货便告辞要走。

白素珍叫他们坐下来聊聊。

二货说要去几个亲戚家拜年。三货说要回去招待客人。两人边说边去推自行车，并邀请大姐去他们家玩。

素华夫妻俩没有急着离开。他们的家离白沙铺较远，必须坐长途汽车。因为距车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陪大哥大嫂打几圈子麻将。

于是，饭桌改成麻将桌。两对夫妻相向而坐，四个人哗哗啦啦地搓开了。

白素珍拿把椅子坐在旁边，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觉得没趣，就进房间休息去了。

她原本想动弟弟妹妹，抽个时间一起去趟王李村，给她壮胆助威，吓唬吓唬王厚义，看来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

唉，虽说是同父同母所生，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没什么感情啊！更何况，现在弟妹们各人都有各人的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哪个愿意为她的事情去劳神！别说同仇敌忾了，他们居然连听一听的耐心都没有！

白素珍想到这一点，未免有些伤感。她就是带着这种伤感情绪从白沙铺出，独自一人来到孝天城的。

万万没想到，到孝天城的第一站就碰壁了。

白素珍觉得苏庭长这个人不可理喻，明显是在袒护王厚义。但是，审理案件的权利掌握在别人手里，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让她重写起诉书，她还不是得重写。不然的话，别人根本就不受理。你能拿块石头砸破天？

重写就重写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先得住下来。去汤正源家肯定不行，他那两居室的房子，根本就腾不开多余的地方。汤正源夫妇睡主卧，他们的女儿睡次卧，汤正源的老父亲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行军床上，哪儿又能提供地方给白素珍呢？

除了汤正源，孝天城还有几个白素珍认识的熟人。有的是小学同学，有的是白沙铺的好友，这些人都是通过各种门道挤到孝天城上班的。但春节还没有过完，贸然去别人家打搅，白素珍觉得不太好，更不好意思提出在别人家住宿。

还是找一家旅社吧！

这样想着，白素珍就来到了孝天商场旁边的向阳旅社。

这是一家国营旅社，位于槐荫大道与书院街交汇处。离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都不是很远，住在这里办事比较方便。可一问价格，单间和标准间每天都要八元钱。即使睡标准间的一个铺位，每天也得四元钱。太贵了！也有十几个人睡的大房间，每天两元钱，但人多嘈杂，而且没有桌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写东西。

白素珍走出向阳旅社，准备去找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社。

在路人的指点下，她来到了孝天商场背后的北正街，找到了“国光旅社”。

进去一问，价格果然要便宜得多，单间房每天只要三元五角钱。但看过房间她才知道，所谓的单间，狭窄得要命，一张单人床就占去了房间三分之二的面积。勉强塞进去一张桌子，但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上写字。

她环顾整个房间，有窗户，有电灯，有洗脸盆，有拖鞋，铺盖行李也比较干净，心里觉得还不错。面积虽然狭小，毕竟能够避开其他人的打搅，是个自己能够独享的空间。

于是，她就去前台交钱开票，住了下来。

白素珍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住的这家旅社，是她儿子王加林到孝天参加考试时经常居住的地方。她睡的这个房间，也曾多次接纳过她的儿子王加林。

七年以后，当王加林从牌坊中学调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工作时，还自己掏钱在这个房间里住过近三个月。

这些虽是后话，但冥冥之中的某种联系，总还是有些耐人寻味。

安营扎寨之后，白素珍就开始奋笔疾书，重新撰写起诉状。

由于必须引用的一些法律条款记不清原文，她又想去一趟书院街，到市法律顾问处找汤正源，借几本法律法规方面的书籍。

两人见面之后，白素珍很自然地聊起了与苏庭长交涉的情况。

汤正源听得非常认真，但一直没有表意见。最后，他说自己可以去找找苏庭长，摸摸苏庭长的底细。他让白素珍晚上去他家吃饭。

白素珍说，吃饭就免了，午饭吃得太饱，肚子根本就不饿，一会儿去孝天商场对面的米酒馆吃一碗糊汤米酒就行了。

“好多年没吃孝天米酒了，还真有点儿馋。”

听素珍这样说，汤正源就没有勉强。两人约好七点半左右在司法局他家里见面。

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到了汤正源家里。直等到八点钟过了，汤正源才从苏庭长那儿回来。

素珍急不可耐地问，苏庭长是什么态度。

汤正源阴沉着脸，没有马上回答。

他脱下黑呢子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坐到沙上，答非所问地告诉白素珍：“我们孝天人，是不可能把王厚义一家赶到露天的。”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白素珍非常生气，忍不住说了一句脏话。

汤正源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燃，边抽边开始答复白素珍：“法律既要维护公平正义，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稳定。”

他劝白素珍大度一点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老是纠结于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纠结于现实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不能老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要向前看。不要死抠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要理论联系实际。别总是沉溺于美好的幻想当中，没事找事地给法院添麻烦，否则只能是自讨苦吃。

“法律不允许抹牌赌博，但现实生活中到处是打麻将斗地主的；法律不允许拉关系走后门，但如今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根本就办不成事情；蒋介石罪大恶极吧，政府还允许给他修坟墓呢！听我一声劝，素珍姐。你现在条件那么好，生活又不是不可过，能马虎的，就马虎一点儿算了。”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简直不象一个司法工作者，不配律师的称号。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见？”

汤正源直言不讳地说：“苏庭长觉得你就象三岁的小孩一样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回王李村时，抱着你养母的遗像进门，还在遗像两旁写什么宪法显灵、善恶应报。这简直不象正常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精神病！”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她毫不客气地把苏庭长臭骂了一通，只可惜，苏庭长听不见，也不知此时此刻他打喷嚏没有。

待白素珍的情绪安定下来，汤正源又开始讲述法院审理案子的一些内幕。

他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目前还是“人治”主宰“法治”。简单地讲，就是权大于法。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打官司如同赌博，有理并不一定能赢，无理也未必会输，关键是看你上面有没有人。公检法司都在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一旦上级对案子定了性，或者位高权重的人打了招呼，下面都得按上面的指示去办。

汤正源劝白素珍就此止步，回河北保定去，和家人一起安安心心地过春节，不要再折腾了。

白素珍原本希望汤正源对她打官司提供支持和帮助，没想到汤却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

她失望极了，内心里根本就不赞成汤的观点，也不认同汤讲的那些狗屁理论。求人不如求己。她下定决心要把官司打下去，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白素珍关在国光旅社的房间里，写了一上午的起诉书。

她严格按照苏庭长的要求，刑事民事分开写，起草了两份状子：一份告王厚义虐待老人致死，一份告王厚义侵占公民房产。

草稿完成之后，白素珍又遇到了愁肠事。

因为她的字写得太差，稻草把子一般。这样交给法院，别人肯定不会受理。之前的起诉书，都是她打草稿，老马帮她抄写。老马写的都是正楷字，一丝不苟，如同临摹字帖一般。现在老马离得那么远，她不可能跑回河北去找老马，也不可能让老马赶到湖北来。

怎么办呢？找家打字社帮助打印出来？那得花不少的钱，而且要耗费好长时间。白素珍既不愿意花钱，也等不起。她还是想找个人帮助抄一遍。找谁呢？孝天城的朋友中，哪个的字写得好一些？她肯定不愿意去找汤正源帮忙，想起汤正源她就生气。什么小学同学？什么狗屁律师？纯粹是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混混儿！

除了汤正源，还有谁能帮上忙呢？

如同昨天考虑住宿问题一样，白素珍又把所有在孝天的朋友盘点了一遍，电影院放映员小夏，汽车站售票员小陈，餐馆服务员小沈……似乎她们的字写得都不怎么好，都难得拿出去见人。

对了，李艳红不是也到孝天城来了么？白素珍突然记起几个月前收到过好朋友李艳红的来信，说是她丈夫王青松从双峰中学调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他们全家也都搬到了孝天城。

哎呀！我怎么把自己最好的朋友忘记了？白素珍拍着头乱蓬蓬的脑袋，现自己真是忙糊涂了，简直不可饶恕。李艳红的爱人王青松是中学语文老师，字肯定差不了，可以找他帮忙呀。

想到这里，白素珍激动万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她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地区实验中学去找李艳红。

李艳红也是王李村人，和白素珍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小时候，她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好得如同一个人，是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李艳红结婚比白素珍晚几年，嫁给了同村的王青松。

王青松是双峰中学的公办教师，平时上班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王李村。

白素珍离婚回到白沙铺的最初几年，心里一直放不下自己的儿子王加林，刻骨的思念几乎让她精神崩溃。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她就带着加花从白沙铺往王李村走。母女俩走走歇歇，一会儿牵着加花，一会儿把加花抱着或者背在身上。六十多里田间小路，往往需要走上一整天。加花大些之后，她就把加花留在白沙铺，托付给邻居照看，一个人前往王李村。走在路上，想起王李村的儿子和白沙铺的女儿，白素珍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她脚上打起血泡，精疲力竭地赶到王李村时，迎接她的，往往是王厚义恶毒的辱骂，以及惨无人道的毒打。

王厚义不允许她和儿子见面。一看到她抱着加林，厚义就会拼命地从她手里抢走。所以，她每次到王李村，都会闹得鸡飞狗跳，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后来，白素珍确实被王厚义打怕了，再到王李村看儿子时，怎么也不敢走进那栋让她胆颤心寒的厅屋。

无奈，她只有转身前往好朋友李艳红家里。她让艳红偷偷地去通知儿子，或者想办法把加林带到她的家里。

就这样，艳红的家成了白素珍在王李村的中转站，成了她与儿子加林见面的避风港。

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好朋友李艳红，白素珍内心里充满了期待和温暖。这两天在苏庭长和汤正源面前所受的气，也不值一提了。

她迈着轻快的步子，到孝天商场买了一袋麻糖和一盒龙须酥，想到要请王青松帮忙抄起诉书，又买了一瓶白酒。

拎着这三样东西，她一路走一路打听，寻找地区实验中学。最后，终于在城站路上地委大院的斜对面找到了。

王青松和李艳红的家就在学校里面的职工宿舍楼上，三居室的套房，还算宽敞。他们的一儿两女三个孩子也都在家里。

故人相见，那种激动的场面难以用笔墨来描述，不去说它了。

当白素珍说出找他们帮忙抄起诉书的要求时，王青松显得有点儿为难，但李艳红满口应承下来。

“学校还没开学，他正好闲着没事。让他抄写抄写，只当是练了字的，还可以学点儿法律知识！”李艳红嘻嘻哈哈地说。

老婆答应得这么爽快，王青松也不好推辞。他只得从白素珍手里接过起诉书草稿，坐到写字台前开始抄写。

白素珍担心王青松认不清自己画的“桃符”，就拿了个凳子，坐在他的身边，一句句念着，看着他誊抄。

两份起诉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抄完。

听说白素珍住在国光旅社，艳红又大呼小叫开了：“住什么旅社？去花那个冤枉钱！快去退掉，到我家里来住。让我儿子去跟他爸睡，咱们两人睡我儿子那间房。住在孝天城这个鬼地方，我到现在也没认识几个人，整天闷得慌。你来我家住，咱们正好可以拉拉话。”

容不得白素珍客套推辞，李艳红拉着她的手就走。说是要和她一起去旅社办理退房手续，顺便帮她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