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等等的典故，陈信听的多了。

在穿越前，这写典故，只是为大家增添一些笑料和谈资而已。

顺便在国家领导人们引导起一些风尚的时候，调侃两句，开开玩笑。

可是，当陈信穿越，并建立了势力后，他就知道这些典故的威力了。

而等到陈信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以前常常作为调侃的“带头模范作用”这个词语，更是让陈信知道了，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无意间，给整个国家，带来剧烈的影响。

作为君王的陈信，每天在对待外人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这也是陈信在身边安排了几名生化人作为贴身侍从，而其他普通人组成的侍从都是住在一楼，没有召唤，不得上楼的缘故了。

这种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风尚，让陈信有信心把自己想要推广的运动扩展出去的同时，也限制住了陈信手脚，让他不敢放松的开发其他娱乐方式。

陈信有时候也在yy，想要在闲暇时候，带着漂亮的女仆们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做些放肆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都只能是想想而已。

只要他还有着君王的责任感，哪怕他真的有这种放肆的想法，也不能表现出来，更不能让民众们直到。

就像之前说的，现在的华夏联合王国，那可以说得上是四面皆敌。

虽然已经和尼德兰人和解，双方开始做起了生意，但是，后金这个奴隶制部落的强大威胁还摆在那里。

不说鸭绿江以北的黄太吉，就是南边，上京的安不撸和苏克萨哈，就是两个不小的麻烦。

再往南，还有朝鲜王国，虽然游击支队已经基本控制了朝鲜王国的朝堂。

但是在彻底把这个国家弄瘫痪之前，陈信是丝毫也不敢大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让朝鲜王国给翻了盘呢。

在九州方向，也还有着倭国的威胁。

王国占领了倭国四大岛之一的九州，这些小日本子，可不会甘心，他们也在随时准备找机会，找回场子。

在这种局势下，保持民间那种积极向上、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现在还不到推广麻将这种大杀器的时候。

麻将这个东西，不需要陈信带头就能形成巨大的效应，他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要是陈信带头搞这些东西，那恐怕整个国家，就要变成麻将国了。

在这个小孩当大人用，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的情况下，麻将等东西，现在真不是推广、提倡的时候。

那是一个至少要等到周边稍微稳定了一点，国际环境安全了一点，才能摆出的打发国民闲暇时间的娱乐大杀器。

当然，陈信也并不是只推广橄榄球这一项运动，像是羽毛球、乒乓球等两个人就能玩的运动，也在推广的序列中，慢慢在军中发展。

还有，主旋律的舞台剧、戏曲也在推广的行列中。

歌曲这个大杀器，陈信也没有忘记。

这个时代民间的汉语口语交际，实际上已经非常的靠近后世的白话文了。

再加上政府对每一位新移民开办的扫盲班，还有正在逐步开设的学校等机构，对“国语”的传播，所有在华夏联合王国住满一年的人，基本上都能听懂白话文。

听懂是听懂了，不过，想要听的清楚，也说的清楚、流利，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而标准“国语”发音的歌曲，就是白话文传播的最好媒介了。

人都是喜欢追求美好的，唱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中国的各地，都能找到本地自己的民谣，在民间传唱，千年不息。

既然有这么个好的习惯，自然是要保持下去。

白话文的歌曲，只要编的朗朗上口，就能让百姓们接受，自然就能在民间传唱起来。

即丰富了娱乐，又传播了语言，陈信怎么可能把这一项给漏掉呢？

主旋律的舞台剧、戏曲等等项目，都要稍微的靠后一点推广。

因为这些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做，人员的培训是个长时间的活计。

但是，唱歌，那就简单很多了，现在又不是比赛，只要能够唱准了音调，兔子清晰，那就一切没有问题，谁都可以唱。

陈信推广白话文，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让民间配合政府，一起打破文言文的束缚，解放读书人对知识的垄断权。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

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封建时代的大中华文化圈，讲究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可不是后世那加了标点符号后，改变意思的小手段所改变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盛了起来。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但是，这些都是不成系统的，在封建统治上层阶层中，文言文就是他们赖以统治的手段，是不能动的高压线。

陈信想要做的，就是在政府发动行政力量推广白话文的同时，尽量的想办法，让民间也自发的改变这种文化垄断。

这和后世的白话文运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陈信到来的那个的时间线上的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这些事情，虽然并没有被包含在白话文运动之中，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先驱的努力，才让白话文慢慢被接受，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后来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同业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了后来对国学的忽视，国学开始衰落。

乃至后来西方文化侵蚀下，堂堂大中华文化圈居然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东亚原本中华文化圈的辐射国家，不断的废除中文，让中国被孤立了起来。

就连后世的文化界也成为了敌人的阵地，大批的公知、美分成为了敌人侵蚀中华的急先锋。

来自后世新中国崛起时期的陈信自然不会去全盘推翻中华文化。

而且，此时的中华，还没有经过后世百年屈辱，国民的精气神都还处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真正强者时代。

哪怕陈信想要彻底砸倒所谓的“孔家店”，那也是无法实现的。

恐怕一旦陈信这么做了，在现在这整个中华文化圈，他瞬间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除了虎贲之外，就不会有人愿意跟随他了。

所以，陈信就不能搞的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激进。

以歌曲还有政府鼓励的形式，诱惑民间自发的形成说白话文，写白话文的习惯，打破儒家对知识的垄断，就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陈信对传唱的歌曲也做出了一定的要求，一定要是白话文，并且，越直白越好，最好是表达积极向上的情绪的歌曲。

现在，已经有了一批民间作曲家，在按照陈信的要求，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相信不久的将来，白话文歌曲，将会成为华夏联合王国一道独有的特色，并且，随着国力的强盛，慢慢辐射影响到这个时代的周边所有国家。

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也将会成为国际通用语。

陈信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