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人数少了，原因除了上述因战乱以致流离失所的，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隐瞒匠籍，以此达到避免充役的目的。

对此，刘宗周的意见是，责令工部将除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六省以外的匠户们重新编订入册。

这项工作异常繁琐，想要将隐藏在民间的匠户挖出来而达到不“扰民”，这就需要一些实质性的福利。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的匠籍制度就和军户制度一样，是子孙承继，世世代代都要在卫所充当匠户，每年还要到京师轮为班匠。

对此，崇祯皇帝采纳了刘宗周的建议，并且决意改革匠籍、轮班匠制度，最主要的，就是宽限了广大匠户们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和增加福利。

其一，就是要扩大先前历朝已实行至今的优免政策范围。

有明一代，自洪武年起，对工匠的优免政策便不断调整，一直存在，但各时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规定“免其家他役”，便是将匠籍之家的所有杂役一概免除，然而很快，洪武二十六年他又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

改为“本户差役，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而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可以“开除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

宣德元年，明廷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规定。

“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其余都放归家中，以后更替。

单丁视时间远近，次第放免，老幼残疾也一体放免，这是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就匠籍制度作出比较重大的改革，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

不过崇祯与刘宗周所谈，当年这项改革执行得似乎并不好，因为仅仅五年以后，明宣宗便取消了改动，恢复为洪武祖制。

其原因，很大一部分自然是当时来源于朝中的阻力，而工部也并没有认真的执行这一决定，反在暗中作梗。

“比闻在京工匠之中，有老幼残疾并不谙匠艺及有一户数丁皆赴工者，宜从实取勘。老幼残疾及不谙者皆罢之，丁多者量留，余悉遣归。”

事实上，宣德年那次以后，匠户产生的问题与日俱增。

逃匠问题频发，官府勾补尚且不足，而匠户与卫所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优免政策即逐步被放弃，不再做出任何改动，直到如今形同虚设的地步。

对于此项，崇祯皇帝决定继续施行宣德年的那次改革，并且规定匠人每户无论多寡，只额一丁入匠籍，余者从宽。

且户有匠籍者，主家概免一切徭役。

自此以后，大明的匠户之家，可以只出一人入匠籍，余的可以自己选择，有了做其它行业的机会。

其二，崇祯打算给匠户更多的福利。

在京工匠，每月由户部支给月粮，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给直米，这是朝廷为保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至今的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旨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

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又命工部“月给米赡之，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

自此之后，在京匠户的月粮直米自此后就没有再限制休工与上工之分，这是如今匠户们已定的福利。

当然，这项福利仅限于来京的轮班匠户，相对于背井离乡，在京师辛苦工作而言，这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对此，崇祯做出了如下改动。

每年各地轮班来京匠户，四川、陕西等道路艰远者，令内官监月支粮五斗，南北两京等道远却不艰难者，令兵仗局月支粮四斗，除此之外的，则令工部月支粮三斗。

技艺精湛的匠户，令工部核定印发“高级匠户”证，持有此证的匠户，月可从工部支粮一石，且家人在徭役与免籍方面优免更多，四十岁即可退休。

上工时，各地民匠每日都可于光禄寺多支粳米八合，以资鼓励。

刘宗周还提出了匠户对逃亡的担忧，这其实和卫所军户逃亡属于一个性质。

卫所制已经烂透了，崇祯没有卫所军也能打胜仗，所以影响不大，而匠户逃亡对大明的手工业却有重大打击。

每年因匠户逃亡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无法估量，而且最主要的，这还会造成手工业的衰落。

对此，崇祯皇帝下旨决定。

首先要改善轮班匠户的作息问题，让他们得到更充分的休息，才能有效减少匠户的逃亡和藏匿。

如今的各地匠户来京轮班，分三年一班，五年一班，两年一班及一年一班，对于各地匠户来说，未免太过繁重。

实际上，类似改变班次的问题，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被人提出。

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时有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适当分析。

“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崇祯皇帝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议，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崇祯皇帝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相当于极大减轻了全国轮班匠户的负担，工作量也缩减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有得到释放。

但很快，崇祯皇帝又下发了严格的禁令。

“自崇祯二十一年起，各地匠户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者，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

“三次以上者，责令充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

在这期间，厂卫系统也开始对全国已有匠籍的匠户，居住地及亲族老小进行审查编册。

各地星罗棋布的番子们要协助工部、内官监等有司衙门，查清那些隐瞒不报的匠户，将其重新编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瞒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责当地官司按名勾解，若为户绝者，亦从九族之列，别选他人充补。”

若当年有失班匠户，朝廷还将派出监察御史和锦衣卫下放失班省份，专查此事，对隐瞒不报或处置不力的官员，一概予以革职处分。

之前宽松不少的优免政策和轮班时得到的额外福利，令听见的匠户无不是拍手称快。

但紧接着，崇祯皇帝呼之欲出的杀伐之气，却令他们不寒而栗，本朝对匠户的管理，也是历朝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

当然，这次仅是对逃亡、失班匠户的惩处极其严厉，而非历朝以来对匠户的素不重视及苛刻，这在根子上不同。

决定好这一切后，崇祯皇帝又找来刘宗周，询问了景泰年曾短暂实行的班匠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