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躲到鹿泉县，既非自己本愿，也非命运使然。

后世人很多不知道鹿泉县，但是要提起井陉和西柏坡大概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西柏坡：现代革命根据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挥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

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九十公里（当然在唐代石家庄还没有出现）。

从经济条件来看，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一二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这当然也是后来的事情，在唐代，这里并不富庶，尤其是唐中晚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奈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高门大族的佃户。

井陉：井陉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称乃冀通衢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冀晋陕三省物资交流集散地，是华北西部军事、经济、文化重镇，驰名中外的韩信背水之战，著名的百团大战，井陉都是主战场。

井陉的历史更为悠久，可以上述到旧石器时代，一曰“天下险塞”，再曰“兵家必争”。

西柏坡位于仙台村东二十多里处，隐藏在小山沟中，井陉处于仙台村的下方，位置稍远，但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没有过三十里，从仙台村翻过几座大山，可以直插井陉背后。

刚到唐代，甄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财的美梦，一个梦幻般的朝代展现在自己面前，凭什么别人一个个穿越赚的盆满钵满，到了自己这里就行不通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如一盆冷水把做着财美梦的甄乾浇醒了，唐中晚期绝对不是一个闷声大财的时期，小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跑，跑路立即成为了上上之选，问题是往那里跑！

富饶的天府之国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尚未开的江南处处透着小家碧玉的秀气，海外是一片不毛之地，随便占领一座岛屿都能关起门做一个土皇帝，可是自己现在的根基太浅，航海技术到了晚唐五代才有了长足的展，也就是想一想做个黄粱美梦而已！

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的甄乾，先想到的不是搞出琉璃制作玻璃来赚钱，更不是研制出黑火药大杀四方，而是脚踏实地做缩头乌龟的来到了鹿泉县躲藏了起来。

甄乾足足冥思苦想半个多月，一个大胆冒险的计划制订出来，从甄府分家是第一步。

安史之乱不可避免，自己没有上奏的权力，就算直达天庭唐玄宗也不会知道甄乾是哪一根葱、哪一根蒜！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甄乾最讨厌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为今之计只有充实自己的实力，以不变应万变，坐以待毙等到安史之乱爆只会死的更快。

后世有人说死于安史之乱人口高达六七成，《资治通鉴》记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8o5o万，多数观点在**千万左右，而安史之乱之后，就仅仅剩下了一千六百馀万。八年时间，整个唐朝整整减少了五六千多万人，死亡率达到了七八十！！！

这是多可怕的一个事实！

其实想一想也没有啥稀奇的，隋末战乱之后，唐初统计的人口只剩下3oo多万。

中国历史上，一场大动/乱造成的三不存一、六不存一、甚至十不存一太多了，差不多二三百年就生一次，明白这一点就不奇怪了。

这里面也许有史家的夸大之词，也有因为战乱隐匿的人口，但史书上除了数据之外，还有大量诸如“赤地千里，死者相望”等形象化描述。曹操有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可能是信口胡说。另外，以古代的生产力，交通运输力，医疗卫生条件，老百姓即使是背井离乡逃难，其死亡率恐怕也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的，想一下黄巢的人肉磨，隋末朱桀的吃人，五胡南北朝的两脚羊，还有人头堆彻的京观，也不是后人独创，在古代比比皆是，就算是东汉以仁义著称的汉光武帝，在统一过程中屠城也不少，著名的屠城魔王吴汉就是他手下大将，甚至打回南阳老家时，杀红眼的丘八连帝乡的人都不放过还逼反了亲属大将。

北方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战后整个河北、关东、河南、京畿等地十室九空。人口不仅是生产力，也是封建王朝国力的表现，人口没有了，朝代必将从盛世滑向衰败。

仙台村并不是甄乾的安身之所，却是甄乾逃亡的踏脚石，人的生存本能趋利避害，没什么可耻的。

其他的穿越者都混的风生水起，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小命不保，整天提心吊胆。

恐惧不仅来至于即将生的安史之乱，同样来至于没有人权保障的皇权统治。

破家知府，灭门县令，绝对不是说着玩的，后世人很难理解。

在古代，因为地方官员集民政、税收、司法、教化各类大权于一身，若然父母官觉得治下那个子民不大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让他狼狈不堪，甚至家破人亡。

《三言两拍》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位地方土豪卢太学轻慢了当地的知县，结果被知县害得几乎丢了性命。清同治年间，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新科举人杨乃武，也因为得罪了知县刘锡彤父子，结果被诬为杀人凶犯，锻炼成狱，几乎毙命，由此可见一斑。

唐中晚期官场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搞的乌烟瘴气，沆瀣一气、欺上瞒下、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生了官场逆淘汰怪象，早没有了唐早期的励精图治、清明政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