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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伟大构想，李翊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但幕僚们却没什么热情。

这些幕僚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汉人，他们所接受的理念跟来自后世的李翊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名匠就是干将莫邪那种人，打几件宝物，可以满足君主们的收藏**，对大局却没什么帮助。除非是鲁班、墨翟那种不世出的宗师，倒是能对战争、内政有一定帮助。

可是，这种宗师人物，是随便开个书院就能教得出来的吗？

没人热烈支持，但也没人反对。所有人都知道，自家主公不光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旁门小道方面也很有天赋，这是新的酿酒方法，养马的方法以及雪盐的晾晒等新方法已经证明了的。甚至可以说，如今北疆的很多新鲜事物，都是这个主公一个人鼓捣出来的。

幕僚们并不知道李翊拥有超级大杀器召唤系统，可以兑换各种科技资料，他们下意识的以为，这些李翊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李翊自己鼓捣出来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下一项议题，才是众人真正关注的。

统治者不喜欢商人，主要是因为商人四处游走，又拥有大量财富，很难管理。普通的商人倒还没什么，如果是有野心的，就很危险了。

以这个时代的通讯手段，就算是大一统的帝国，也很难将统治延伸到所有的郡县，更遑论那些村庄了。

因为统治的密度不足，加上通讯不变，向商人征税就成了一个难题。

除此之外，糜竺提出的收税方式问题也很麻烦。

比如盐这种货物，在沿海地区根本卖不出价钱来，只有到了内陆，才能卖出高价。如果商人在幽州完税，要么交出一定比率的盐，要么按照幽州的盐价付给铜钱，对政府来说，都不怎么划算。等商人回来的时候再抽税，也会遇上类似的问题，总之是很麻烦。

所以从前征税的方式，就是各地各收各的，地方官可以设卡，势力较大的豪强也可以。商人固然损失很大，政府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对此也就不怎么上心了。在这方面做的最极端是明朝，明朝是没有商税的。

李翊从前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到了自己当家，他突然体谅起朱元璋来。这位雄才伟略的开国皇帝，说不定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因为想不到办法，干脆大手一挥，把商税给取消了。琢磨着老子赚不着，也不能让别人赚了。

打仗可以干脆点，但治国嘛正如老子所说，就和烹饪小炒一样，要精工细作，小心再小心才会好吃，正如朱和尚一刀切的结果，养出了一群节操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李翊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河北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李翊，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大秦帝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

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告缗令？不，不，我怎么可能弄那个？！”李翊来到这大汉朝已经十多年了，就算是原本是一个历史小白，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东西也知道了，自然知道这告缗令是怎么回事。他还在想办法提高商人的地位，以达到将门阀世族豪强们的注意力从土地转移到商业上去，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来？

当然，说到告缗令，李翊也不得不感叹，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纯粹是观念问题，实则不然。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只是国家太大，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

“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李翊摇摇头，再次宽了糜竺的心。

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与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后变得形同虚设。

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政府财政日渐窘迫，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大航海时代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

李翊打算在河北全面实施的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李翊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李翊的话音刚落，国渊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道：“主公，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

而且作为主管如今河北三州二都护府，面积高达千万平方公里地盘的屯田事宜的屯田中郎将，国渊的目光自然是放在了农业上，因此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在他看来，李翊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李翊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因此，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可今天看来，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大将军府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寇准、田丰、荀彧等人之外，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他们可是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就跟随李翊的，算是最早一批投效到李翊旗下的人才。

因此这两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寇准、田丰等位列九卿，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身份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