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步，我想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一下现在的税收基础。”景文说道。

“改变税收基础？这个有什么意义吗？”马周问道。

景文解释道：“原先我们大唐的税收基础，是建立在租庸调的基础上面。而租庸调是以人丁作为税收基础，也就是每个人生下来，一旦成年了都要缴纳农业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百姓都要缴纳农业税，而这个税收制度是以人丁来计算。那问题来了，也就是说不管是每个人手里面的土地多，还是土地少，都是缴纳一样的税赋。如果以后百姓没有土地，那怎么承担得起呢？我原先也跟皇上说过，开发江南是我大唐长治久安的原因。而我大唐的均田制，恐怕不长久啊！所以，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税收基础，而不应该把人丁作为税收的基础。我想，最好还是把税收的基础建立在土地上面。”

唐朝实行的是均田制，所以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百姓一出生都有土地可以由国家授予。可是土地是不变的，人口也就是不断增加。用不了多少年，人口恢复了，土地也就越来越少。而且，唐朝还有一个更坑爹的就是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样也就会造成了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面。而到了最后，百姓没有土地可以获得，那自然也就无法承担税赋了。

可是唐朝的租庸调都是建立在人丁上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土地，都要交税，这个是人丁的义务。而这种方法，在开国初年的时候，人口少，几乎每一个百姓都能够获得土地，这样大家当然承担得起。万一过了几十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那最后没有土地的百姓无法承担以人丁作为计量单位的税收制度，这样他们也就会逃避税收而逃亡。甚至，最后揭竿而起。

现在开发了江南，可是江南开发也需要大量的人口。可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人口的话江南开发也就迟迟无法进行。至于接下来，就要动员百姓去江南去讨生活，可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毕竟，中国百姓都是谁故土难离，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现在百姓在中原这个花花世界还能够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江南那个穷乡僻壤生活？这个时代的江南，可不是后世那个已经开发成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到了那个地方可就要一切从头再来，几乎很多配套设施都没有。这个才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啊！

所以，景文必须想办法让百姓过去，而最好的办法也就是“逼迫”。如果不用现实生活来逼迫，百姓根本不会想着过去的。而景文也不一定认为土地兼并不好，就是要看你的执政思维是如何。如果执政思维只是想要苟且偷安，那当然最好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如果土地兼并用好了，那完全可以把国内土地兼并的压力，转化为对外开疆拓土的动力。中国百姓都是如此，只要还有一口吃的，都不会轻易造反。而中国古代皇帝大臣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会对外宣泄这种压力。

如果中国古代皇帝能够在国内土地兼并最强大的时候，能够善于引导百姓，让百姓去争取对外开拓，让军队去开疆拓土甚至是殖民，这样中国完全可以借着的压力土地兼并去开疆拓土。可是中国有一个坑爹的阶层，也就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反对对外征战，开疆拓土，因为这样会增加五武将的权势。所以，他们宁可对内内部消化这些土地兼并的压力，所以也不愿意对外开疆拓土。最后，土地兼并的压力越来越大，只能够逼着百姓造反。可是如果在土地兼并的时候能够引导那些百姓对外开拓，那这股压力恐怕倒霉的不是统治者自己，而是外国了。

毕竟，中国农民为了土地，可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甚至，让他们去拼命都可以。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够善于利用这一点，让这些穷得只剩下一条命的人去开疆拓土，那恐怕反而能够起到奇效。而他们杀敌恐怕是最勇敢的，因为他们能够为了土地才能够奋勇作战。这个就是把内部压力转化到外国身上的原理，可是中国古代的皇帝官员就是学不会，这个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如果古代皇帝官员能够用这种方法，那未必国家不能够长治久安，改变一乱一治的结果。

“马周，刚才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通过统计这个孟津县的人口，然后把这些人口的税赋改变一下。也就是把人口所需要缴纳的税赋平摊到孟津县土地上面。也就是用人口所要缴纳的税赋，用来除以土地的田亩数，这样也就得出了每亩土地要缴纳的数字了。”景文说道。

可是马周看到了一下这个方案，然后说：“这样做，有意思吗？这样做，好像并不能够给我们增加多少税赋，也不能够给百姓减少多少负担，这么做有意思吗？是不是有点脱裤子……嗯，不说了，反正我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认为我脱裤子放屁吗？这个可没有那么简单的。”景文说道。

景文这个政策，其实看起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上不能够给官府增加税收，下不能够给百姓减轻负担。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百姓都是拥有土地的人，他们土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就算是把所有人口所要缴纳的税赋都平摊到了土地上面，结果得出的数字都是一样的。而官府所收到的税赋，也都是一样的数字，没有什么意思。而百姓好像也没有减轻负担，因为他们所需要缴纳的税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减少。

所以，怪不得马周也都说什么这个政策有些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嫌疑。可是，景文却知道这个政策的可是有着非常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