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芝不是傻子，嚷嚷完这一句，当即明白了章晓鱼问自己这个问题的缘由，道：“租庸院肯定不止勒索我淮南，是不是？”

章晓鱼无语，半天才点着刘化芝的脑袋说：“也就你淮南太穷需要勒索，其他地方人家都是主动送来的好不好？”

刘化芝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不服气的说：“什么我淮南太穷？其他地方谁也没有听话上缴今年的钱粮，就我们淮南都交来了。他们拿出一分的钱粮来送礼，我们却是先交十分，再拿一分，等于是十一分，当然拿不出来。”

章树元见刘化芝不许人说他淮南穷，讥笑道：“那为什么你爹年年上表哭穷要救济？”

刘化芝语塞，后悔自己失言。淮水经常泛滥，修堤已经成了淮南向朝廷要钱的借口，刘安经常上表表示，如果不修堤，淮水泛滥，灾民他们穷困的淮南是安置不了的，势必往洛阳流窜，到时候，京都的安全就会堪忧。

可朝廷的钱拨过去，淮水却依然泛滥，灾民倒是不往洛阳跑，都被刘安在路口截获，要么立即被杀死，要么回淮南等死。

京城不能去，北方比淮南还要穷，还天天打仗。大批的人口涌向南方避祸。

朝廷为了限制北人南迁，严格户籍制度，流民抓住一个杀一个。这些人只好逃进茫茫大山，像野人一样生活，渐渐的也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

刘化芝急忙装着没听见章树元的讥讽，做出一脸的可怜兮兮对章晓鱼道：“好妹妹，我确实穷啊，身上所有的钱都包了红包了，那厮又来讨要，哪里有钱给他？这不连饭也吃不起了，被饿了一顿，来义父这里讨饭吃了。”

章树元与章晓鱼相视无语，章晓鱼憋住笑，对章树元说：“爹爹，淮南节度使刘安之子刘化芝反诉租庸院勒索，您这个京兆伊受不受理？”

章树元睨了一眼正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的刘化芝，道：“受理！京官勒索地方，必须整顿治理！该拿的当然要拿，不该拿的，谁敢拿国法不容！”

他转头对刘化芝正色道：“去找徐阿秀，把事情经过给他讲讲，让他帮你写一份诉状来！”

刘化芝喜出望外，徐阿秀是章树元的亲信师爷，此人写诉状简短有力，字字戳心。让徐阿秀代写诉状，说明义父是真的想帮自己。

租庸院与淮南节度使的官司，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打起来。

孔谦一开始并不在意，案子是租庸院报到京兆府的，且他知道刘化芝已被京兆府收押。这样就够了，只要打人的没跑，万一郑安歌或者郑太后问起来，自己也有话说。

至于说刘化芝反诉租庸院勒索，孔谦觉得简直是个笑话。这无非是刘化芝那乳臭小儿，为自己打人找的借口罢了。

尽管有人提醒过孔谦，刘化芝是章树元义子，可孔谦不认为这是章树元指使刘化芝做的。很简单，孔谦觉得，章树元犯不着这样，本来不是太大的案子，那郑诚月并没有死，郑安歌也没有为郑诚月出头的意思。

且淮南节度使刘安，特地派自己的心腹来给孔谦送了一份厚礼，就刘化芝打人一事，向孔谦赔不是。孔谦准备过一段时间，只要没有人过问郑诚月被打一事，他就准备给刘安一个面子，主动去把案子撤下来。

可后来孔谦却现租庸院被京兆府带走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郑诚月伤刚刚好能下床走动，就被京兆府带走。孔谦这才觉得情况不妙，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这才暗暗着急起来。

郑诚月被带到京兆府，并没有见到京兆伊章树元，而是由京兆府典狱官王元和审理此案。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章树元的主要职务不是京兆伊，而是同平章事，羽林军右军指挥使。让相当于宰相的人亲自审理案子，那不是笑话吗？

只是这典狱官王元和是有名的酷吏，租庸院所有被带来的人一见着王元和，就知道自己今天要么招，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

“本官这次审理的案子，是刘化芝诉在租庸院被郑诚月挑头勒索一案，只要据实回答，本官不会为难你。”

每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都心惊肉跳，郑诚月一个从不管事只拿干俸的小官，如何能“挑头”勒索封疆大吏？刘化芝的诉状正常人连接都不会接。可京兆府却接下来了，还要王元和这种酷吏来审理。这分明是打狗欺主，章树元要向郑安歌下手了。

审讯室里摆着一套套刑拘，昏黄的灯光下，王元和一张冷脸活像钟馗。五大三粗的狱卒们光着膀子站在一旁，外面的牢房里不知在审理什么案子，鬼哭狼嚎的一声声的传过来，折磨着这边被审人的耳朵。

这些文官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有人直接招了，签字画押。有的人不敢招或者不愿招，王元和却能拿出他们为官以来所有的受贿贪赃的证据，让他们心惊肉跳，最后也招了。

那些过于强硬的，打死了打晕了，最后还是要在诉状上盖上手印。

最后轮到了郑诚月。

郑诚月见自己这没捞着什么还挨了一顿打的人，现在莫名其妙的成了索贿案的主谋，不由得对王元和大呼：“冤枉啊！我冤枉！这分明是那帮狗贼与那个刘化芝一起诬陷我！”

他还没有喊完冤，正对上王元和冰冷的眸子，吓得一个激灵，不由得住了嘴。

王元和见他闭了嘴，不屑的笑道：“郑公子，多少人到了我这里，都和你一样，拼了命的喊冤，最后，他们都招了。”

王元和说着，狡黠的睨了郑诚月一眼，“我这里有各路蕃镇今年给租庸院的节敬数目，这个都有帐可查，每一路蕃镇的数目里，你都是最多的。你还是不要狡辩，从实招来，说不定能保一条小命。”

郑诚月傻了，他仗着自己是郑安歌的侄儿，并没有太把眼前的典狱长放在眼里。因而也没被他的话吓着，不服气的说：

“我几乎不去租庸院，怎么可能挑头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