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处处死人堆里走过时，人们纷纷弯下身子拍打着每一个躯体尚全的战士，一个一个的挨着摸心口，看他们身体是否还是热的，看他们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

人们一遍又一遍大声喊着“兄弟们，都醒一醒，你们还活着吗？”、“快醒来吧，兄弟，我们赢了”、“兄弟们坚持住，我们来救你们了”。

所有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极力搜救每一个一息尚存的官兵，绝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

但可惜的是，那些看上去有机会活着的官兵，其中真正唤醒过来的只有十之一二，太多太多的官兵永远的倒在了长沙城。

最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战死沙场的官兵，由于精神一松睡了过去，然后却因此永远的醒不过来了。

晚上七点，岳麓山指挥所。

“好！好！好！”

在接到确认日军已经全面撤退的一系列情报后，薛伯陵整个人激动得不行，当即就下达了“天炉战”的总攻击命令：

命令第26军、第4军、第73军由南向北追击，第20军、第58军由北向南堵击，第37军、第79军自东向西堵击，第99军自西向东堵击,第,140师向黄沙街、新樯挺进，以将日军歼灭于“天炉”之中。

长沙会战由此转入华夏军队追击围歼、日军逃窜阶段。

一束束电报穿越虚空，一支支华夏军队向撤退的日军发起进攻，各部开始了对入侵日军的围歼。

第三次长沙会战，终于达到了最高潮最辉煌的阶段，要把日军在炉膛里烧焦。

连夜撤退的日军第3师团、第101师团、第4师团，分别向？梨市、东山撤退,企图在此渡过浏阳河北撤，但途中遭到华夏军队的截击。

此时，第九战区华夏军队在捞刀河与汨罗江间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之势。

第79军与第4师团在东山附近展开激战。

第79军将桥梁破坏，占领渡口，迫使第4师团困于浏阳河南岸，并对其进行围击。

渡河受阻的第4师团只得向第3师团和第101师团靠拢。

于是，负责追击的第26军和第79军与日军三个师团在？梨市地区展开连夜激战。

日军被迫突围，一路上又遭到华夏军队的围追堵截，没有一处安全之地，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吃过一口热乎饭。

这些鬼子只感觉草木皆兵，处处都是华夏军队，每往前冲一段就会被袭击一次，就会死伤一大片。

当真是走一路死一路，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

原来高桥多贺二等人还在指望106师团能快速到长沙增援，可是第106师团在半路上就被我外围部队从东方和西北方合拢包围，一时间自顾不暇。

独立混成第14旅团更无消息，鬼子三个师团已经黔驴技穷。

这时，日军为拯救这些“王牌”师团逃出升天，将手里面所有的作战飞机都派了出来，四百多架作战飞机分成了数个波次进行火力支援。

2月7日，天气放晴,日军飞机获得活动良机，,刚抵达前线的一个轰炸机中队大肆轰炸限制了华夏军队的追击围歼。

第3、第4、第101师团乘机突围，向捞刀河一线北撤。先前为接应攻打长沙从金井南下抵达春华山的第106师团也乘机北撤。

在这种情消耗况下，华夏空军也同样是拼了老命，不停的跟鬼子空军鏖战，不停的对鬼子地面部队进行轰炸扫射。

在调入到湖南、西安的作战飞机损失严重的情况下，为了给予逃窜的日军最大杀伤，虎贲空军司令部又紧急调动了400余架作战飞机辗转补充到湖南境内的衡阳机场，参与围剿作战。

至于杜聿明、李徳邻所部这几天几夜以来也没有闲着，一直都在于日本关东军激战、鏖战，前前后后打了不知道打退了多少疯狂进攻。

只不过，在挡住了日本关东军疯狂进攻的同时，这两支离长沙不远的精锐王牌部队从始至终都不能参与到长沙周边的战事，哪怕到了最后的围歼追击阶段也是如此。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尽管这两支王牌集团军很强，但鬼子关东军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真没有办法和能力通过正面野战击溃、歼灭来犯之敌，只能依托有利地形和防御阵地打消耗战、阻击战。

也正是因为这30多万的华夏远征军及时赶到，这才抵消了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优势，这才保证了天炉战法的顺利实施。

2月9日上午，影珠山第27集团军指挥部。

长沙县北部35公里处，有一座高不过509.4米南北长7公里的小小影珠山。

这座小山在军用地图上都看不见它的身影，但它却是一道关隘，四面高山一径独通，形同绝境，控制着通往新市和长乐街的要道。

自古以来影珠山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沙有民谣：“影珠山，离天三尺三，人要低头过，马要卸却鞍”。

早在十余天前，第27集团军便在影珠山和福临铺一带占领了阵地，由北向南阻击日军北逃。

此时，杨子惠正站在地图前跟一众参谋研究堵截方案，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什么委座亲自打来电话了？”

听到这里，杨子惠连忙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屁颠颠的跑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

紧接着，电话那头便传来委员长春风化雨的爽快声音：“伯坚兄吗？”

由于杨子惠跟委员长沾了点亲戚关系，所以委员长和他称兄道弟。

杨子惠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这位原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杨子惠既非委员长嫡系，又非其同乡，但他对委员长始终忠心耿耿，委员长也对他器重有加。

其实，杨子惠之于委员长，除了惟命是从的君臣关系外，还有一层裙带关系。委员长的外甥竺培风与杨子惠之女杨郁文的联姻，把蒋杨两家的关系连接得更加紧密。

竺培风是委员长的胞妹蒋瑞莲的儿子，委员长仅此一名亲外甥，因此对他如同对两个儿子一样，视如己出，特别钟爱。

由此可见，这门亲戚关系还是相当靠谱，而不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

“是我，委员长。”

杨子惠已从接电话参谋嘴里得知是委员长的电话，所以说话小心翼翼，并且挺直站成立正姿势。